有两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我认识的一位大学哲学教授，他在圈内颇有名气，也写过一些哲学普及作品。在微信刚刚诞生的前几年，他说微信非常侵占人的时间，所以他卸载了微信，拒绝阅读公众号。而后还专门写了一封抵制微信的公开信，此事在当年曾轰动一时。两年后，我又碰到了这位教授。我问：“你现在还不用微信吗？”他很骄傲地说是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部几乎消失的诺基亚键盘机：“我现在最多就用这个东西，绝不上网，绝不用智能手机。”

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乘高铁去上海出差的时候。在检票口，一对夫妻正焦急地和检票员沟通，女人嗓门特别大，脸涨得通红，看上去要哭出来了。这对夫妻拖着两个略显破旧的旅行包，黝黑的肤色模糊了他们真实的年龄，后面排队的旅客显得有些不耐烦，检票员冷冷地说道：“没有健康码进不去的。”

原来，这对农民夫妻没有智能手机，也就没有健康码，检票员不让他们上车。

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那位教授朋友。我不禁担心如果在疫情时期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拒绝用智能手机，那么他现在寸步难行。哲学家的骄傲有可能被一个小小的健康码彻底击碎。

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人类，这对农民夫妇和哲学教授，好像被看不见的海浪困在一座岛上，成了同一类人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群体，“科技边缘人”或许是贴切的。

在媒介语境下，“边缘群体”指的是因经济结构、文化基础等被主流排斥的群体。除了那对农民夫妻，还有山区的孩童、家中的老人，他们中的大部分被动地成为“科技边缘人”，只能蜷缩在科技之光照不到的阴影中，最后掉进时代的裂缝中。他们渴望拥抱，但没得选择。

而另一个极端是，哲学教授主动把自己边缘化的行为，更像是一种归隐。他如此排斥现代科技，其实是在思考人文主义和商业主义关系的过程中产生了纠结与挣扎。

但作为一位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隐士，他有选择的权利。他可以出世，也可以入世；他可以拒绝智能手机，结果是得不到一个健康码。他也可以拥抱科技的变化，在残酷的商业竞争的底层发现人文精神的善良和悲悯。

科技生命体以指数型发展的形态，改变了速度、时间和距离的意义，让一切都变得激烈、快速和廉价。所以科技边缘人痛苦的根源在于，在科技迅速解构世界的过程中，科技自身尚未达到成熟的形态，现实和精神却都在滞后发展。

对于哲学教授而言，信息智能社会带来了新的哲学思辨。人文主义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，它与现代的商业主义，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冲突。然而200多年来，人文主义在和商业主义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，我们还来不及用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去解释商业主义，这让隐士们感到陌生和不适应。于是，他们用抵触乃至抵制，来表达这种不适。

其实那天在高铁站，令我难过的是，有人说了这么一句：“瞧，那个没有绿码的人。”

所以“科技边缘人”的出现，既是科技本身未到成熟形态的缩影，也是我们对当今人文、商业和制度关系的深刻反思。

（文章转载自意林杂志网）